中国自古以农业为立国之本。农业不仅关乎人民的生活，而且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。有鉴于此，“以农为本”成为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。在宋代，为了扩大政府财源，满足人口和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，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。史载“国家每下诏书，必以劝农为先”(1)，太宗开始在两京诸路设农师，对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，以促使各级官吏真正重视农业生产。宋政府建立了“守令劝农黜陟法”、“守令垦田殿最格”等奖惩制度，将劝农纳入考核政绩的主要内容。宋代的劝农制度比前代更为完善，并趋于定型。由于现实需要和统治者大力提倡，加之儒家传统和朴素的民本思想，当时有识之士，莫不重视劝农。赵蕃诗云“我今一官非劝农，为民闵雨常颙颙。”(2)如苏辙就亲身参加过劝农活动，其诗曰“我是朱陈旧使君，劝农曾入杏花村”(3)与劝农相关的各种文体样式大量地涌现出来。这其中就有相当多的劝农诗。由于两宋文化的发达，以及印刷术的进步与普及，大大方便了宋人文集的刊布与流传，这些劝农诗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重农兴农的舆论风气，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亚于劝农文。宋代许多著名诗人如苏轼、苏辙、欧阳修、杨万里和刘克庄都写过劝农诗作。对我们了解宋代劝农制度也大有裨益。

诗歌与农事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的“风”部分就有相当部分是当时农民劳作时的歌谣。《小雅·甫田》载有周成王出观农事，赐食农夫以劝勉之事。可见劝农诗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出现，发展到宋代更是蔚为大观。劝农诗直接针对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和特点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。劝农诗文句精炼，篇幅短小，可以吟唱，便于宣传。在宋代农村，劝农诗的传播方式往往有几种类型:第一，诗作尽量写得显浅易懂，借助诗歌便于吟唱的特点来更好地达到劝化的目的。“不教言语太艰深，为要人人可讽吟。把向田间歌几遍，儿童亦识使君心。”(4)这样方可以“其讽其歌，于乡于里”。(5)第二，题在墙壁上，供往来的乡民观看。题壁诗最早见于晋代，唐宋时期题壁诗已蔚为风尚。宋代也有劝农题壁诗。如吴芾《劝农题岩寺》(6)和陈造《劝农书净居壁》(7)等。第三，写给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人，由他们传播。如苏轼见到海南居民不事农业，“既哀之，乃和渊明《劝农》诗，以告其有知者。”(8)

在一些边远闭塞的经济落后地区，劝农举措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如当时的岭南、黎州地区，许多居民不事耕作，从事工商业。“岭表之人，厥性偷惰，而南海务末为尤众”。(9)时因被贬谪海南的苏轼也在诗注中指出“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贸香为业，所产不足于食，乃以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。”他在诗中说“天祸尔土，不麦不稷。民无用物，珍怪是植。”因此苏轼劝勉岛民应该“春无遗勤，秋有厚冀。”(10)在湖南地区，农业生产也比江浙一带要落后，赵蕃指出“五溪之俗殊江南，刀耕火种不知蚕。劝农未有陶苏句，俗陋不改奚多谈。”(11)在福建地区好佛之风颇盛，当地农家子弟多皈依佛教，造成劳动力紧缺的情况。由此可见，对于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，同时也为了劝化当地风俗，劝农措施实行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宋朝诸帝经常发布劝农诏令要求官员出郊劝农，地方官员奉诏出郊劝农的情况在诗歌中多有反映。“艰难功业属皇家，每为农桑下诏多。”(12)。皇帝也有劝农之举，如举行籍田礼。如赵鼎臣《侍耕诗》描述:“记取宣和第一年，銮舆晓出劝耕田。”(13)景德三年(1006年)三月，权三司使丁谓上奏请置劝农官，得到真宗的赞同。“劝农使入衔自此始”(14)。劝农使的职责是“取民籍视其差等，不如式者惩革之;劝恤农民，以时耕垦，招集逃散，检括陷税，凡农田事悉领焉”(15)所有的亲民之官带有“劝农之衔”，都有劝农职责。这在宋诗中多有反映。如袁甫《和毛中书劝农韵三首》(16)、朱熹《傅安道杨仪之二漕劝农有诗次韵二首》(17)与汪莘《庆元五年休宁权县郑丞吴山寺劝农次韵》(18)。可见，参加劝农的官员各个品级类型的都有。除了朝廷有诏或新官上任等情况外，“初下车来首劝耕，老农争走道边迎。”(19)宋代官员出郊劝农多选择在每年农作初兴的二、三月。如杨万里《二月望日劝农既归散策郡圃二首》(20)、李光《三月六日闻五马同郡僚出郊劝农》(21)。秋耕时节也会有劝农活动，但就比较少见。

宋代地方官员劝农的地域，可以说几乎遍及了宋境内每一个角落。如前所述，在岭南、黎州一带，有苏轼、苏辙兄弟劝农的例子。在四川地区，刘罺《张遂州》诗曰:“治民固有张京兆，坐看巴人益劭农。”(22)在荆湖地区，如罗愿《鄂州劝农》(23)，陈傅良《桂阳劝农》(24)。在福建地区，如吴潜《真如劝农二首》(25)。至于江南地区更不待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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